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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加尔各答：荣光与卑微
时间：2012年11月
地点：加尔各答
人物：黎欣
事件：在特蕾莎修女创办的仁爱之家做义工，感受生命最后时刻的尊严；泰戈尔故居意外遇见中国访问团。
加尔各答是印度的骄傲，这是一座满是光环的城市，在这里有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1931年文学奖）、拉曼（1930年物理学奖）和特蕾莎修女（1979年和平奖），一个国家如果有甘地就足以骄傲不已，可是他们还有泰戈尔和德兰修女。而加尔各答就是这样一座神奇的城市，在这里有世界上最受人尊重的人也有世界上最卑劣的人。加尔各答就是印度，就是世界。
走出加尔各答的火车站，我终于没有看到满大街蝗虫一样的突突车，以为世界终于清静了，但是我错了。
来加尔各答全部都是因为两个人。
我在高二的时候，学校门前一家书店转让，我在大折扣时购买了一直都舍不得买的《泰戈尔诗集》，那时候才知道朴树的《生如夏花》是源自《飞鸟集》：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也知道了这是一个从来不隐藏自己内心所想的倔强的老头。就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一群崇拜者从加尔各答乘专车来向他致敬，对这些崇拜者，他不无讽刺地说：“你们中的许多人以前从不赞扬我，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读过我的作品，只是因为西方承认了我，你们才开始赞美起他我来。”他对西方人给他的赞誉是这样评价的：“对于他们奉上的荣誉之杯可以吻一下，但里面的酒我是不会喝一口的。”
德兰修女，一个瘦小的女性，却拥有无穷的力量，她让无数人度过了人生中最光辉灿烂的时光，让无数生命重拾尊严，也同样让与她同时出席诺贝尔奖晚会的人没能吃上晚宴而空着肚子回家。接受过德兰修女照顾的穷人们在临死的时候对她和她的修女们说：我像牲畜一样在街头活了一辈子，但你们却让我死的时候像个天使，去接受上帝的爱和呵护！
而我仅为亲历这一切。
德兰修女创办的仁爱之家（MotherTeresa'sHouse），就在萨德街不远的地方。萨德街是来加尔各答的背包客聚集的地方，很多旅馆都写着只接待国外游客，因此你会发现，你住的旅馆全部都是在仁爱之家做义工的世界各地的游客。
仁爱之家的门牌，每天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来到这里。（谢谢一山提供照片）
我的攻略里面没有关于这里乞讨者的介绍，所以当我看到冷清的街头时，以为萨德街是一处加尔各答的“严管”街，而那时仅仅是因为时候太早了，整个萨德街还未苏醒，就连乞讨者都还在街边的窝棚里美梦。直到我看到仁爱之家的义工指南上这样写到：不要施舍任何东西给街边的乞讨者，正是因为来自国外的游客的“慈善”行为，才使得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成为了某些街头组织获得非法利益的工具，他们都在某个角落看着这些孩子，一旦成功他们就会将乞讨的所得拿走。而游客的善举会助长这些非法行为的蔓延。如果你要施舍食物和水请将包装打开，那样他们将无法将这些东西退还给商店，因为乞讨者在萨德街将完整包装的食品退还给商店已经成为一种默契。如果你有任何的善举，请将它交给仁爱之家的修女们，她们将会将这些爱心交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而这些让我想起了《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里面的情节。原来我看到的那条安静的萨德街隐藏着这么多隐形的秘密。
我在萨德街一家旅馆住了下来，它的门牌上面写着：OnlyForForeigner。登记的是一位印度老头，他带着老花镜，动作非常缓慢，非常仔细地核实着旅客的信息，我进出海关都没遇到这么严格的审查。在我前面的是一对60多岁的老哥俩，他们在印度呆了一个多月，准备从加尔各答飞回国内，因为新版的入境公章修改了入境地点的书写格式，这老头竟然为此纠结了10多分钟，在后面等着登记的我和另外两个英国的姑娘都快要崩溃了。我们愿意在这里纠结是有原因的，这里是我们能在萨德街找到的既干净又廉价的旅馆，其他的地方只能取其一。
而此时除了我们刚刚入住的这五个人，整个旅馆都是空空荡荡的，而进入夜间之后，在仁爱之家做义工的各国旅客都回来之后，这里便热闹非凡，尤其是露天楼顶是最为受欢迎的地方。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MotherHouse询问注册义工的事情，在萨德街所有的当地人都能给你准确地指出前往那里的路。再走到最后一个路口问路的时候，那抱着孩子的印度妇女听说我要去MotherHouse便一直领着我走到门口才离开。我在进去之前做了一件错事，我没看到不能拍照的标志，开着摄像机就进去了，坐在那里的修女非常生气地关上了我的机器。这里是MotherHouse的总部，一楼临街的一个大房间是用来展示德兰修女生平经历的展厅，里面有很多的图片和资料，其中一块是展示着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的《德兰修女传》，并展示着嬷嬷生前使用过的一些物品；门前放着一本巨大的留言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义工写给嬷嬷的寄语，我看到最多的是感谢。另外一间房间是一个小的弥撒厅，那里长眠着德兰修女的遗体，所有人都能在那里瞻仰她，而那一刻我却不敢靠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一直站在门口，看着墙上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庞。
萨德街道上的孩子。愿你用清澈的双眼看清楚这个混沌的世界。
修女听说我要做义工，非常高兴地把面试的地址和负责面试的修女的名字写给了我，下午1点我便赶到MotherHouse的分支机构儿童之家，这里同时也是新义工注册面试的地方，那时还没有其他人在，因为正式面试要3点才开始，我害怕在旅馆睡过头了才提前来这里的。我只有3天时间在加尔各答，如果错过了今天下午的面试，将错过在这里的做义工的机会，因为面试也不是每天都有的。
加尔各答潮湿炎热的空气，外加院外嘈杂不堪的道路让本来就没有休息好的我极度地瞌睡，我便在放着整齐长凳的一楼大厅里睡起来，那时候只有一个矮小的印度女人在那里吃午饭。当我醒来的时候，这里已经有很多人了，他们都一群群地扎堆在靠墙的长凳上说话，唯独没有看到有中国人，然后我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大厅中央的长凳上。过了不久，一个女孩见我一个人坐在那里便怯生生地过来问：“Whereyourfrom。”
我长长的卷发、拉碴的络腮胡和消瘦的脸庞让她误以为我是日本人，所以一直不敢过来和我搭话，直到发现我不去和日本人扎堆才过来问我。当时她也是很高兴地说：终于有一个中国人了。
这个香港女孩Stefan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快一个月了，因为流畅的英文交流和书写能力而被修女们派到这里专门负责中国志愿者的面试前的培训工作。不过她很快就要结束在这里的义工生活回到香港，接替她工作的是一位在加尔各答大学留学的中国男孩，他在半小时之后也来的。
两个小时后，我被安排坐在修女的面前，她问了我来自哪里，会呆多长时间以及想要前往那些分支机构等简单问题后，她给了我一个椭圆形的镶着基督受难的纪念挂饰和一张用手写的卡片，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将要服务的分支机构。我便被收纳为MotherHouse的义工了。
按照惯例，所有的义工早上7点钟在MotherHouse总部的一楼的餐厅汇合，那里为大家准备了早餐，早餐能领到一杯红茶、两片面包和一根香蕉。之后便是一个简短的弥撒，那是我第一次置身于弥撒现场，完全被那种氛围给震慑了，尤其是在场的人都在高声唱着颂歌，我却忙着找挂在墙壁上的颂辞，他们到底唱到哪里了。
最后是为即将离开的几位义工唱欢送歌，一位中年修女站在台阶上对这几位义工表示感谢并让他们站在人群中央，大家唱着：
Thankyou，thankyou，thankyou！
Blessyou，blessyou，blessyou！
Loveyou，loveyou，alwaysinmyheart！
有两位女士感动得哭起来，向大家表示感谢，并和修女拥抱在一起。
所有仪式结束后，大家在餐厅外面的人行道上各自找要去的分支结构开始上午的工作。我随着大家穿过了宁静的街道和一条铁路之后来到了PermDan，刚进门会发现那是一处非常漂亮的地方，周围种着高大的树木，像是一处温馨的学校。院子中央，在花坛和宿舍楼中间有一扇铁门，铁门的外侧是收治的女性，里面则是男性。我们走到铁门那的时候，一个行动自如，但是身体有残疾，看上去营养严重不良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俯下身去触摸江海的右脚，（因为印度是一个种姓制国家，贱民为了表示对高种姓阶级的完全诚服会跪下来亲吻脚。而触摸脚也是对他人最大的尊重。）其他行动不便的人都坐在花坛的边缘和我们打招呼，像是迎接刚刚从外面回家的亲人一样。
这里一共收治了大概50名左右的男性，有些人因为流落在街头被压伤了腿脚行动不便，有些人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太瘦小而生病，有些人因为身体有某些方面的残疾导致身体过于僵硬，还有一些是因为精神不正常等等。
我们来到义工专门放背包的房间放下了随身的物品，便被人叫上了房顶，那时候一个白净的日本男孩正在晾衣服。就像看孙东纯的《间隔年》所了解到的，那些衣服破旧且散发着浓厚的消毒液的味道。
因为刚刚吃过早饭，所有人都被叫到外面来晒太阳，那是他们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而义工要做的就是给地面做清理工作，如果不能及时清理那些食物残渣，将会引来无数的苍蝇，那是传播疾病的重要途径，所以每次用完餐都要用消毒水清洗地面。
我看到一个矮个子男子在午饭后清理地面，他让一个刚刚吃完饭双腿残疾的人立刻回到自己的床位去。那人只能坐在地上用双手支撑着往前走，明明就只差不到一米就离开要清洗的地面了，可是男子却等不及，直接将一桶水往那个方向冲去，好在距离稍远，只有一点水流到了那人的手上。他便冲着那男子说话，很明显是让他稍微等一下，那男子没好气地训斥他，见状我便走到那人的旁边，对着那男人说：“你为什么不能稍微等一下，如果你不想做，我可以来完成这里的工作。”男子低头看着我不说话，我便抱起那人回到他的床位。
结束了地面的清理工作，一般是陪着那些行动不便的人走一走，活动一下筋骨晒晒太阳，或者给坐在那里的人聊天按摩。有一位大胡子的美国老头拿着剃须刀和泡沫给大家刮胡子，他们都享受极了，一个个排着队等着给自己刮胡子。还有人将买来的凡士林给准备要按摩的人涂上。我是学运动出身，训练的时候都要做一些放松，加上后来还要学一些解剖学的知识，对这方面比较熟悉，便主动承担起按摩的工作。很多人因为长期不能活动，肌肉都开始萎缩，没有血色且冰凉，变得异常僵硬。按照正常人放松的方式减量给他们按摩，并让他们做一些简单的活动。
一个人的左腿完全不能正常下地，因为在脚踝上面一点的地方，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卡住过，原本有血有肉的小腿在那里突然“断开”，大概有一厘米宽的横切面完全陷下去了，只有原先厚度的不一小半。脚踝以下的部分全部浮肿起来，那是缺血所引起的。我都难以想象会是什么样的方式使他变成了这样？他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将自己弄到几乎要残疾的地步？或者是谁会如此的狠心将一个人像玩泥塑一样地对待？
另外一个人，他身体所有露出的部分全都是肉瘤。前一天江海向我描述的时，他只是说那人身上长满了水泡，我还想那或许是水痘，而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那种情况。那像是一个人满身都挂满了大水滴一样，这些肉瘤大小不一地分布着，和皮肤一样的颜色，上面同样长着毛孔和汗毛，但是都显得特别粗大。我不知道按压这些东西时他是否会感到疼痛？便不敢给他按摩，只是握住他的手，和他说话，他只会简单的英语，看着我笑，并不停地点头。他能正常地行走，我便打发他到太阳底下去多走动，那样对他会有好处。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不爱说话，除了头部身体没有任何不正常，而且显得很壮实，唯一让他显得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左侧头部，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伤疤，大到让人触目惊心：从耳朵的位置开始，一直延伸到左边半个脑袋，所有的头皮都没有了，那些地方虽然已经看不到任何的腐烂，但是还是一整片黑色和浅黄色交错的一层薄薄的皮层。而右边半个脑袋被剃成了光头，一半淡黄色一半黑色显得特别明显。他为什么为遭受这样的灾难？是什么会让他失去了一半头皮？如果不是人为的又怎么会那样的整齐？我当时为此感到异常的诧异。
大概10点左右的样子，有人拿来一大盆饼干来分给大家，而我分完了饼干之后被江海叫住，让我到前面的亭子里去休息，到了茶休时间了。
本想洗完手就去休息，但是在水槽那边看到了一群人正围着一个人，他整个上午都坐在过道里的轮椅上。我第一眼看到他，眼神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那么瘦小，黝黑的皮肤，像是干枯的树皮，全身上下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他的左腿膝盖下方裹着厚厚的纱布，上面隐约地渗出了淡红色的液体，将纱布染得颜色深浅不一。而这时的他正被众人包围着，两个年轻的欧洲人一个站在他轮椅左侧一个蹲在轮椅右侧，都握住他那已经枯萎的手，一个修女正拿着止血钳在给他除去正在吞噬肌肉的蛆虫，当然以其说正在吞噬不如说已经将肌肉吞噬完。在半月板下方胫骨外侧至少有6x6厘米的地方被蛆虫全部吃完，剩下的只有吃不动的关节囊，裸露出淡淡的米黄色纤维，创口非常平滑，好像被手术刀平整地划开，这些创口周围还有至少2厘米是向里延伸。我到那里的时候修女和另外一个美国人已经给他清理了至少50只蛆虫，因为关节囊的纤维有弹性且有缝隙，（这些纤维像是中国结的细小挂穗被拉直一样）一些蛆虫在被揭开纱布之后就钻到里面，向里面延伸的创口里也躲着一些，他们只好配合着一个人将纤维夹住打开一道大的缝隙然后另外一个人清理躲在里面的蛆虫，或者一个人夹着创面，另一个人将止血钳深入到里面去。但是无论如何清理，我都看到不断有蛆虫在那些触碰不到的地方蠕动。伤口虽然被消毒液处理过，但是因为温度比较高依旧散发着让人恶心的恶臭。在左边的那孩子有点顶不住了，我便替代他握住老人的手，那是一只毫无生气的手，一握就能感受到全部的骨骼在你的手中，稍微用力都觉得要将它折断，你感受不到他有任何的力量。每次揭开周围创口往里去掏蛆虫是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张着嘴巴，但是几乎没有力气去发出声音，像一个人在微弱时用力地哈气一样。有时候他终于拥有了一点力气，痛苦地呻吟到：Oh，myfriend！便再也没有多余单词了。
那修女边做事便和旁边的印度人在说着话讨论着，另外一位美国来的年轻人对她说把钳子给我，好像在说我在学校是学这个专业的，而当他拿着钳子夹关节囊里面的蛆虫时却抖动得相当厉害，钳子的顶端都没有办法准确地对准蛆虫，我想他是害怕，害怕给那老人造成哪怕是一丁点的疼痛。
所有人给老人清洗伤口的时候都没有带口罩，没有手术手套，只是用酒精在搪瓷盆里消毒。所有的人都没有真正受过正规医疗培训，（即使那美国人说自己会做，但是他表现得并不好）就像是我们在家里剪指甲那么随意。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消炎和杀菌药给老人使用，要不然伤口也不会再像在街头那样继续生蛆，更加没有麻醉药在麻醉后将所有的蛆虫清理干净，并处理掉已经腐烂的肌肉。他们只是简单地用红药水倒在伤口上（连双氧水都没有），然后用药棉将这些药水擦拭干，我看到最下面的那一处向里延伸的创口盛着药水，蛆虫像游泳健将一样在里面翻腾着。
就这样，消完毒之后没有放任何的药物，他们就继续给老人包扎起来，我大脑中一直都萦绕着一个想法，如果这是在我的家里，就在我这样一个最普通的中国人家里，如果是这样一个事件，我也会买来双氧水，在进行彻底的消毒之后，将阿莫西林撒在处理过的伤口上。我想即使这样简单的处理也应该对伤口的愈合起到积极的作用，至少可以抑制蛆虫生长。
而他们这样处理之后，蛆虫又会欢快地从关节囊里面出来，继续吞噬其他腐烂的肌肉。我一直后悔的就是以前多次出行时都会买几瓶云南白药放在包里，但是唯独这次没有，而前几次都在旅行结束后不是送人就是直接过期丢弃。
这件事情突然让我感觉到仁爱之家的所有人其实对照顾患者，或者是在一些简单的治疗过程中显得非常地不专业，甚至像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老人虽然得到了救治，但是完全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以使得他能够尽快的从无尽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你能想象拖着一条这样的腿晚上睡觉是多么痛苦吗？那他在大街上痛苦不堪，和在这里同样痛苦不堪有什么区别？
但是好像所有人都不关心这个，我来到茶休的亭子里，那时几乎所有的义工都已经坐在那里喝着简易的红茶和吃着饼干。我将来晚的原因告诉其他人，但是看着手中的饼干我知道停下来会比较好一点。
一上午的的义工活动在所有人吃完午餐，打扫好地板之后就结束了。最后一个吃完饭的是上面那位老人，他端着铁盘子，那些饭刚刚从一个大锅里面盛出来，温度很高，为此他至少有10分钟是用手端着铁盘两边在那里晾着的。那时候他完全恢复了平静，他的膝盖裹着纱布，像我第一次看到一样，又渗出了淡淡的血色，我终于知道，那不是血，仅仅是那红色的消毒液罢了。
虽然一贫如洗，但是却能在这块土地上支起属于的临时帐篷。
下午要前往著名的“垂死之家”，那是德兰修女创办的第一家收容所，里面大多数都是已经处于重症晚期的人。或者如名字一样：濒临死亡的人。
我因为问路多走了两个街区，来这里已经“迟到”了。
上午在PermDan做义工的那个白净的日本男孩、那剃胡子的老头、以及几个欧美男孩也来了，还有另外一个中国男孩，我们住同一家旅馆来着。
“垂死之家”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充满了死亡的味道，也不像昨天面试的时候Stefan和祥子对我所说的需要心理准备，或许只能说我的底线比较深。
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比篮球场稍微狭窄一点；房间里灯光昏暗，因为下午天气突然转阴，墙上的那一排窗户并没有给这里增光多少；靠里面的那堵墙挂着几幅德兰修女的照片，便没有任何装饰的物品了；房间里整齐地摆放着蓝色的单人床，靠墙的两排是横摆着，中间两排是竖着的，以其说是床，不如说是被改造过的火车硬卧加了四条腿，不过相比那些此时睡在街道上的流浪汉来说，这已经非常不错了。中间有两条过道，供所有人进出。不过这里有时候确实如死一般宁静，有时候能清晰地听到呼吸的声音。
这里总是会有两种人存在：能自己走动的，和即使有人搀扶也不能行走的；有安静到一整个下午都不动弹一下的，和无时无刻不在乱挥舞着自己的手臂或者是一直不停地打量着周围并试图随时发表意见的；有神志清楚的，也有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和想做什么的；有生理反应正常的，也有随时准备排泄的。
在这里的工作一下子让我不知道怎么下手，我就只好学着别人的样，找那些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的，走过去和他聊天，但是发现他们除了喜欢那样看着你，并没有想要聊天的欲望。我便像是这里的老朋友一样，一个个地挨个拍着他们的肩膀或者握着他们的手问着：Areyouok！有些人微微点头，有些人依旧目光呆滞地看着。
有一个老人，身体扭曲地躺在那里，看到我过来，便不停地示意说要吃的要吃的，我以为他渴了便拿来半杯水，他像喝蜂蜜一样汲起来。然后继续示意我说要吃的要吃的，我只好告诉他修女正在给大家准备吃的，马上就会拿来。他稍微安静了一下又开始示意要吃的要吃的。
他的旁边，另外一个老人，挂着点滴，旁边还有一个氧气瓶，那是他维系生命的蓝色“奶瓶”。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除了呼吸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生命特征，但是呼吸非常急促且深，好像从来没有呼吸过氧气一样。
再过去一个，那好像是一张只放着一床薄毯子的空床，当再次走近的时候却发现那是一个人，一个完全蜷缩在一起的人，他这样奋力地蜷缩着似乎在躲避什么，以至于本来就不大的床有一半以上都空空如野。
这时候，这张“空床”的对面，靠墙那张床的男人开始嚎叫起来，他的声音沙哑，像是得了肺病一样，那声音让人怜悯。我过去握住他的手，然后问他需要什么，另外一个美国老头也过来了，我们都不能理解，便去找修女和工作人员。没能找到修女，工作人员好像不是很关心，只是说可能想要上厕所。我便推着轮椅过来，和那美国老头想将他抱上轮椅，后来发现那样工作量太大了，因为还需要再将他抱起来再去上厕所。便决定直接将他抱到不远处的卫生间。
他是一个非常壮实的人，肌肉也很好，有点像《飞越疯人院》里的酋长，但他全身僵硬，甚至腰部和膝盖都不能正常弯曲。我们抱着他就像是拖着一个烂醉如泥的酒鬼一样，美国老头像拯救溺水的人一样从后面抱起他往外拖，；卫生间的门太小了，只好放下后再侧着身子将他拖进去，他坐在蹲便器上依旧嚎叫着，没有任何的反应，他好像已经没有任何想要排泄的想法。又要用同样的方法将他拖出，放在轮椅上去换裤子，因为在拖动他的过程中裤子吸满了他人的尿液。我在旁边的水池洗手，当他的轮椅推到这里听到水声的时候，便又嚎叫起来，头极力地扭向这里，手僵硬地朝这个方向来，我们本想将他推到水池边让他好好享受一下，但是却被垒砌的水泥台给挡住了，就差那么不到30厘米就能碰到了，他极力地往前伸手依旧没有任何效果，我便将自己的手放在水龙头下面让水顺着我的手往前流，然后滴落在他的手心上，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露出了笑容，他那么享受水流从手中经过，像即将枯萎的大树等来了一场甘霖一样。
我们经过这里的时候看到楼梯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那里灯光非常明亮，透过窗户往里看去像是一个小型的手术室，有一个不错的手术台。两个欧美人那里面忙碌着，如果昨天PermDan也有这样一间手术室，那老人或许现在已经开始结痂或者已经可以重新获得行走了。
吃饭或许是“垂死之家”这些人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他们一整天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就是在这里坐着，什么也不能做。饭菜是由工作人员盛好后由义工端给每一个人，还算是一顿丰盛的晚餐。至少比我们在印度街头餐馆吃的要丰富得多，那一次是由三个蔬菜混合在一起做的，有点像东北炖菜。我便将第一盘饭端给了那个一直在用手坐着吃东西的老人。那一刻他对食物充满了渴望。但是后来我发现，在吃完晚饭后不到5分钟，他依旧朝我做着同样的动作。我才明白，他不是饿，只是对食物有一种无限的渴求，或许这个人在来到这里之前从来都没有在食物方面得到过满足。
像他这样能自己吃饭而且能正常吃完的人是非常幸运的，有些人因为手不能动，只能由人喂食。那位靠氧气维持生命的老人根本没有咀嚼的能力，因此需要喂流食才能来保证食物的供给，这还不是最难的。
在房间最末端的墙根，躺着的那位老人是我遇到的最艰难的喂食对象。他挂着吊瓶，腿脚溃烂，没有办法将他扶起来喂食，就连侧身他也不愿意。他一直在嘟囔着什么，好像对抗着我，我甚至只敢给他块状的土豆，因为细小的米粒和汤汁可能会让躺着进食的他呛到。可是即使是那样，他依旧会将东西吐出来。我木然地站在那里，不知道他平时是怎样进食的。难道是他需要谁来给他喂食他才满意？于是我呼喊修女帮助，她过来之后和老人说了句话，便让我把盘子放下，她说她会找人来做的。
而就到这里，我结束了在仁爱之家的全部义工工作，因为旅程的突变，计划3天或1周的工作被减少到一天，但是就像修女所说的那样：Wedon'tneedyourhelp，butyouneedtobehere。就像仁爱之家不能改变印度、不能改变世界一样，仅仅是存在就是一种力量。
世界任何地方不可能只有黑暗和苦难，一定会有光明和欢愉。
加尔各答也一样，它有非常美丽的东西：
您的阳光对着我的心头的冬天微笑，
从来不怀疑它的春天的花朵。
泰戈尔的诗，可是到这里来之前的很多年，我都没有像高中时期那样好好读一读他的诗歌了，以至于当我站在泰戈尔故居门前的时候脑海中只记得几句耳熟能详的诗句，其它的再也想不起来了。
我没有前往市郊圣地尼克坦的故居，获得诺贝尔奖时他正在自己创办的儿童教育实验学校给孩子们读书，十年后，在1912年这所学校发展成亚洲文化交流的国际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国际大学。市区的一处住宅，泰戈尔1861年在这里出生，他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41年又在这里死去。
在镜头前搞怪的路人。
我按照地址一路询问才找到这个地方。或许是对这个名字的发音不正确，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但是一个很显著的标志是，去故居的街道入口处有座拱门建筑，中央就是泰戈尔的头像，我就站在它的正下方，根本看不到的。
沿着这条街道往里走大概穿过两条街区，主道路上的喧嚣已经被完全被阻隔了。年轻人在一条巷子里打着板球，不时发出欢呼声。街边的板车上一个穿着格子衬衫的印度人坐在板车里身体靠墙，十指相扣放在膝盖上，无所事事地看着过往的行人。对面的一口自流井边上两个穿着内裤的男人在不停地用喷涌而出的地下水冲凉，我试了一下，那水真凉。
当时我就很臆断地认为，伟人居住过的地方总会有一些不一样。其实泰戈尔也就是70年前在这里去世的，这条街上上了年纪的人肯定有见过他的。或许这个慈祥的老人那时还会给调皮可爱的小孩来一个拥抱给一颗蜜糖呢。有时候想起来，印度社会一直以来都是相对平稳的，和我们不同的是，这周围的建筑和格局和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是一样的。或许在那时候，就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老人走出院子散步，两个年轻人在那口井边冲凉，并向老人问好；那板车上的人因为太疲劳而坐着睡着了；小孩子们正在那条巷子里打着板球，还将球击到老人的脚边，他高兴地捡起球，像一个正在进攻的掷球手一样把球扔还给了他们，引得孩子们一阵喝彩；一个远道而来的崇拜者因为找不到路而向老人打听起来泰戈尔住地，他认真地指着路并告诉那崇拜者泰戈尔此时不在家。在我的想象中，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孩子气的人，而执着到近乎固执，从来不会隐藏自己所想，坦诚而正义，当然和事实一样，他还是个大白胡子的老头。
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孩载着他的玩伴将我引到了故居的门口，大门敞开着，更像是一所小学的校门。里面的门卫把我叫住，我以为他会阻止我，因为是周末而且时间确实不早了，但他只是告诉我，不可以拍照，要将相机和摄像机收起来，我便照做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有一栋非常大的Z字型建筑，由一个漂亮的长廊链接，整个房子都是红色，被茂密的热带树木簇拥着，前面是一个不大的花园，满满的都是绿色。
伟人的力量是巨大的，泰戈尔故居旁边的孩子都显得更加儒雅！
此时整个院子显得特别的宁静，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欧洲人。他提着塑料袋和我一样想找个明白人问问情况。他已经在这里面转了一大圈了，也没能去展览馆。我四处寻找入口，但除了停在两棵大树中间有一辆崭新的S600L，再无他物。此时一点声音也没有，根本不像是有什么人来访。
突然一个印度军人从楼上下来，他说今天下午不接待访客，我们都非常失望。正要离开，天井那段的廊道出现了几个穿着正装的东方人，我还以为是韩国或者日本的团体，仔细一听，说的是国语，顿时兴奋起来，便与他们搭起话来。听说是中国人便让我上楼来。印度的一个工作人员看我们聊得那么起劲以为我是掉队的，便捧着花篮下楼来迎接，把那欧洲人挡在了楼道口。原来他们是南开大学来加尔各答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参观泰戈尔故居是活动的一项。他们把我叫进了展厅，那里是泰戈尔以前居住并接见来客的地方，有四五个房间，墙上挂着泰戈尔不同时期的照片。
我在一边和他们聊了起来，说起了我毕业之后的“间隔年”一路从北京到这里的旅行以及将要前往东南亚，大家都觉得在加尔各答还能遇到这样的中国人实在难得，想想他们在这里开会想要见到几个中国人还真是不容易。
在诗人故居遇见诗人！
一位先生正坐在房间留言，看上去很眼熟，我便问那是不是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先生，他们告诉我李外长现在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院长了。外长是有名的诗人外交官，他对泰戈尔的诗一定不会陌生，到加尔各答来参观泰戈尔故居，或许是一位诗人最不可错失的行程吧。
外长听说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做“间隔年”旅行，从北京来到加尔各答，说要送礼物给我，便掏出了一个南开大学为他限量发行的邮政信封一个，并在上面签名，之后他们便匆匆离开了，我留下来继续摄像。
工作人员看见大家都走了，就剩我还在这里摄像，再看看我怎么都不像是和部长一路的：迟到了那么久，上来之后唯一一个和部长握手并接收礼物、合影的；唯一一个长头发、大胡子、不修边幅的；唯一穿圆领T恤、运动短裤的；都结束了还在这里晃悠不走的；唯一一个穿着拖鞋的。
这所有的一切都让她在送走了访客之后有时间去思考，于是便上来问我怎么不和大家一起走？或许他们对我开始有所怀疑，我便说自己需要再收集一些资料，回去之后要做一个在加尔各答出访的专辑。于是便迅速拍了些视频，连照片都没来得及拍，在他们还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就迅速离开了。
